《中国金融》|杜岩: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

Cnfinance编者按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国期货市场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彼时,生产资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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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国期货市场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彼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运行尚未完全确定,作为替代方案的“生产资料价格闯关”需要各种保障机制的预设。于是,国家体改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单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派下开始研究期货市场。然而,我国期货理论探索与初创中遭遇了哪些阻力,如何顺利获得社会认可?在经历一系列乱象后,它又是如何被上层领导定性为“盲目发展”的?在我国期货市场初创成员、时任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看来,这一切都与我们对期货市场认识的进程密切相关。

本文是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编撰的《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回顾——口述史》的系列访谈之一,后续相关访谈文章将正式集结出版。

作者|杜岩「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

文章|《中国金融》2018年第17期

期货市场的早期研究是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两个单位合作开展的。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的司长。刚开始,我们两家单位应该是领了不同的任务,我们主任安志文从分管领导那里领了任务,要求研究期货市场;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则是从李鹏总理处领的任务,也要求搞农产品期货研究。由于目标一致,于是我们两家单位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展期货市场研究。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基本问题

1987年底,美国培基证券的杨亮瑜先生到北京讲过一次课,他是一位香港人,介绍了怎么样利用期货市场的机制控制商品价格风险,组织讲课的部门把讲课内容制成了录像、录音、文字等材料。当时国务院领导听到了这个讲课的录音,于是要求体改委研究期货市场,研究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这些都是安志文接到研究任务后回来对我说的。国研中心那边是李鹏给马洪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期货市场。

体改委这边研究期货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国研中心的研究则由常务干事田源同志负责。1988年初,田源找到我,我们俩一碰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于是就请示各自领导,随后便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

1988年4月15~16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何谓期货交易、为什么要研究期货、国外开展期货交易的情况、如何建立中国期货市场等几个议题。同年6月26~29日,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开始探讨我国开展期货市场试点的具体问题。1989年1月10日,经过一系列调研以及结合河南、武汉、吉林、石家庄等地实际情况,研究小组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

我们把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很久没有回音。此时田源与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等人赴香港和美国考察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研中心的乔刚同志暂代。为了进一步开展期货市场试点,我询问国办的同志是否对研究报告有批示。他们告诉我,给总理送的文件一般被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密文件,一类是审批文件,还有一类是看完无需回复的参考文件,我们这份请示文件被放在参考文件里。于是,我请求送文件的同志重新给总理送了这份报告。送了以后,总理基本同意了该报告,这给了我们继续研究和试点的信心。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试点方案

要正式开展试点就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是国家体改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很多具体事我们不能参与,参与容易有利害关系。于是,我就拿着李鹏总理圈阅文件的复印件找到了当时的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来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这个人比较果敢,就同意了。于是,商业部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才,如吴硕、朱玉辰等人就开始研究具体试点工作。

我们调研了河南、吉林、武汉、石家庄等多地,并且成立了地方期货市场研究组,探索地方开展期货试点的可行性。后来,由于河南有地缘优势,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秦科才同志也非常重视,所以郑州脱颖而出。1989年10月10日,体改委、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国研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已撤销)、工商总局、物价局、税务局九部委联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正式报送了《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一个粮食批发市场。

但是,这个申请也是过了好久没有得到批复。到了1990年4月,李鹏总理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田源被邀请参加。会上,田源就说我们曾经上报过一个期货市场试点的报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试点就停了下来。后来李鹏总理说,“还可以研究试点嘛。”这就是后来期货市场试点被重启的缘由。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就按照同意试点的要求,确定了“从郑州批发市场入手,逐渐向期货市场转移”的思路。在这之后,郑州批发市场研究小组每个月开一次会,中央部门的几个部长,包括胡平、姜习都在一起开会研究郑州成立批发市场的事。

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研究

在商业部参与进来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统筹考虑这件事。一开始打算成立一个“中国期货市场研究中心”,后来民政部的同志说这个范围比较小,经费来源也比较困难,建议叫“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咨询可以有业务,可以经营。1993年初,我当时所在的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正式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了“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我是主任,乔刚是执行主任,具体工作都由他做。成立以后,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开展经营活动,还是一个期货市场筹备机构。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址,也没有多少工作人员。当时乔刚从国研中心抽调了几个人,我们体改委这边也抽调了几个人,还是按照以前的思路接着把期货市场试点搞下去。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我们参照国外期货市场情况,确定了咨询中心的三大任务:进行期货立法、建立期货业协会、成立期货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我们把这个方案报给朱镕基总理,他是基本同意的。所以筹备工作我就抓起来了,我们临时找了一个地方办公,就在东二环的航空大厦。除了我们咨询中心成员外,当时参与期货研究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辅礽,他负责主持研究期货法。经过几个月筹备,我们把形成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开始走审批程序。就在这个时候,期货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风险事件,陆陆续续的清理整顿工作就开始了。正好这时我也到了离休的年纪,就从体改委司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这些事就基本不干了,咨询中心的事情后来也没人接手。其实咨询中心的牌子还一直保留着,后来交给了体改委研究所。

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思考

所以对于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应该更多地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因为中国期货市场是自上而下搞起来的,并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当时包括我们搞研究的这几个单位都对期货市场没有很成熟的认识,只是考察过几次,知道点儿皮毛。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应该理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以后期货市场发展的保障。认识是一个过程,从一部分人认识到更多人认识,再到领导人的认识。这个过程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对今后资本市场研究都有帮助。我们期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波折、混乱和我们的认识不清有很大关系。所以有机会听到不同层级的人对期货市场发展的不同看法,将来形成一个对期货市场基本认识的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对于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更有帮助。

(责任编辑  赵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