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探索】双重秩序视域下的中东变局:性质与走向

编者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全文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二期。 近代以来,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


编者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全文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二期。

近代以来,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拓展至全球,中东地区毗邻欧洲,受到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冲击最大。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强调领土国家和国家主权等世俗性的政治共同体观念,而中东地区存在千年的伊斯兰秩序则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作为伊斯兰的政治共同体观念,这一观念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地域边界,因此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发生激烈碰撞。奥斯曼帝国瓦解后,随着哈里发制度的废除,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秩序崩溃,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取而代之,并主导战后中东地区秩序。但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在中东社会根深蒂固,中东地区对伊斯兰秩序的认同一直蛰伏着,并经历“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多次抗争。始于2010年年底的中东变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秩序双重张力下的一次大爆发,是中东国家在国际体系转型期力图重塑地区新秩序的又一波抗争。这场原本始于民主化诉求的社会政治变革浪潮由于掺杂了宗教主导权之争、世俗主导权之争以及大国外力干涉的成分,逐渐演变为重构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之争。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处于双重秩序张力下的中东地区还会继续处于转型与动荡并存的混乱状态,直至其近代以来被西方势力强行破坏的内生性秩序得以重建。

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与转型并存的走势特点,决定了由乱而治必定是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的中东地区局势总体上会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发展态势。

1.冲突和不稳定还将持续相当时日

中东目前的现状是:旧的地区秩序已经崩溃,但将会以何种新秩序来取代旧秩序还不可得知,民众与政府之间构建良性关系的努力在这场仍旧延续的社会政治风暴中受到磨损。国内冲突与地区博弈的交织、石油收入的锐减、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严重水资源危机、地区传统政治强人的纷纷下台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动荡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变动危机十分严重,其深刻程度可以说是自一战后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域外大国深度介入和区域内大国相互争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不和是塑造中东和海湾地区安全环境的十分重要的变量。中东地区是长期遭受欧洲殖民统治的重灾区。长期的殖民统治、大国频繁的更替统治,使中东地区原本就错综复杂的民族与族群矛盾更趋复杂化和尖锐化。尤其是近现代英法列强在中东地区划定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地理边界时,根本没有考虑中东地区的族群分布状况,在中东地区造成了单一族群的割裂和多个族群混杂的后果。族群的分裂意味着殖民地独立后面临着更高的治理成本,进而增加国家治理和地区和平秩序构建的难度。未来几年,中东地区的政治冲突还将持续并激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在于,中东缺少能主导地区格局的关键性国家。

埃及正处于艰难的国家重建和经济恢复过程中而无暇他顾。埃及在塞西政府的治理下,基本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受周边国家恐怖主义活动外溢的影响,近来埃及国内安全形势有恶化之势。“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境内多次展开对科普特人及其教堂、什叶派及其清真寺乃至包括政府军警等目标在内的袭击活动,因此在需大力发展经济的严峻形势下,埃及塞西政府又面临极大的反恐和安全维护压力和负担。

土耳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国内政治危机风险。埃尔多安政府目前正陷于“越反越恐”和倾力打击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反对派的怪圈和漩涡之中,库尔德人问题更是牵制土耳其树立地区大国形象的不利因素,其“零问题”外交宣告终结,伊斯兰民主模式已经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失去吸引力,加之阿拉伯国家对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抵触情绪,土耳其很难赢得阿拉伯国家的认同。

沙特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巨大的经济转型压力。中东变局以来,沙特为抗衡伊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一直将油价维持低水平,导致国家能源收入下降,其财富已经难以维持原来的巅峰水平。虽然发生社会政治动乱的基本都是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但沙特作为年轻人口比例高、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君主制国家,未来其国内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2015年萨勒曼国王即位后,为避免重蹈突尼斯等中东变局国家的覆辙,沙特政府提出2030年国家发展愿景计划,力图通过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来增强国家实力和自主独立性。但是,沙特国内保守派宗教势力对此横加阻扰,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不断增加,使其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前景堪忧,加之沙特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因此其在军事防务独立性上的硬件和软件均有不足,而这将成为制约其主导地区秩序的一大软肋。此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之间的不和也为将来的危机挑战埋下伏笔。2017年5月沙特带头发起的卡塔尔断交危机,给本来就问题不断、热点颇多的中东地区又添一乱,让外界不由得对这些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未来政治稳定感到担忧。

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东变局最大赢家的伊朗也存在诸多问题。伊朗在核问题上与美欧达成和解后,经济活力逐渐恢复,但其逐渐增强的实力受到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遏制和围堵。同时,伊朗政府也面临国内年轻人口迅速增加,民众诉求多元化以及经济稳定发展等诸多民生问题。由于多年的国际制裁以及中东变局后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大量“输血”,使伊朗政府背负沉重的战略包袱,国力过度透支,导致伊朗国内面临极大的民生问题和年轻一代对伊斯兰体制的信任危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伊朗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的抱负和雄心。2017~2018年岁末年初伊朗从宗教圣城马什哈德到首都德黑兰以及伊斯法罕等全国多个城市爆发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反映出伊朗不同阶层民众对现有政权治国理政的弊端顽症长期未能治愈,以及对过度参与地区事务而损耗国力财源的抗议和反对。伊朗国内经济窘迫萧条局面会成为制约伊朗国内社会稳定及其地区影响力发挥的负面变量。沙特之所以对伊朗耿耿于怀,除了众所周知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不和外,还与伊朗(波斯)力量在中东地区几千年来的屹立不倒紧密相关。作为伊朗高原的唯一国家,伊朗不仅位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南部,也属于斯皮尔曼所说的大陆边缘地带,加之其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横跨波斯湾和里海两大产油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得伊朗在历史上的枢纽地位十分显著。伊朗靠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有一条通道直接连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使其能够对西亚地区发挥影响力,并且直到今天都对中东地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控制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以及今天依旧维持着统治权力的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都是伊朗影响力的体现和延伸。

可以预见,伊朗与沙特的对抗将继续成为未来中东地区秩序重构的主线之一。两国既具有世俗民族国家的外形,又分别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代表,双方的地区主导权之争,既体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导权之争,又体现为伊斯兰秩序主导权之争。双方将主要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冲突热点国家展开代理人战争,并使中东局势日益具有冷战化的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朗与沙特的冲突使中东国家阵营化。目前在中东地区基本形成沙特—埃及—以色列地缘政治轴心和伊朗—土耳其—卡塔尔轴心。前一轴心得到美国的支持,主要是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后一轴心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二是围绕两国对立而形成教派冲突化以及纵横交错的族群矛盾。教派冲突和族群矛盾将引起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分裂,使原本纯粹的宗教矛盾以斗争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这两种情感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对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来说,其民族性与宗教性始终混杂在一起。三是导致代理人竞争的多层化。以也门问题为例,在沙特带头发起的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盟友中,阿联酋也并非与沙特的立场完全统一,两国虽一致联手在也门北部与胡塞武装作战,但阿联酋实际支持的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之子艾哈迈德·阿里·萨利赫,而沙特则支持现任也门总统哈迪。阿联酋还同时支持以亚丁省为大本营的也门南部分离势力。2018年1月28日,为了争夺对也门南部的控制权,阿联酋支持的南方分离势力曾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发生交战。

2.强人政治或将再次凸显

二战后,在中东地区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政权模式——共和制和君主制,中东地区并存的这两种政权模式均有一个共性,即强人或君主专政。中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并不等于旧的政治传统影响会就此消弭。

在中东地区,虽然各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身份认同——伊斯兰教认同,但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强行建构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因此在统一的宗教身份认同下,中东各民族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伊斯兰文化主导权与世俗政治权力之争。近代以来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又导致该地区的政治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差异性较大的部落社会与现代化又并存,因此具有培育强人政治的社会土壤,完全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移植过来将注定失败。战后力图模仿西方化的伊朗巴列维政权最后就倒塌于强大的伊斯兰革命浪潮中,土耳其的民主模式也逐渐揉合了伊斯兰的元素,并开始走上以埃尔多安为领导的强人政治道路。埃及的穆巴拉克总统在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后,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不久,即被来自军方的塞西将军推翻。

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施行的实用主义战略使埃及总统塞西担心,美国除掉巴沙尔总统后下一个政权更迭的目标将是他,因此塞西极力与叙利亚打造双边反恐关系,反对推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在建国后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世俗化和现代化建设,积极融入西方社会,并主动申请加入欧盟,但出于对伊斯兰文明以及土耳其入盟后穆斯林人口增加的担忧,欧盟的大门一直没有向土耳其敞开。土耳其被迫将外交目光转向东方,并对西方民主和西方社会的包容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力图以集中化的权力手段来发展经济,以实现2023年的百年国家复兴目标。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的成功,导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近100年以来的政体发生重大改变,将从议会民主制转向总统制,使埃尔多安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进而也变相宣告了土耳其模式的失败。位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断裂带的土耳其一直是地区和国际政治前沿态势的风向标,总统制在土耳其的实施,预示着中东地区强人政治时代的重归。这种强人政治趋势的再现,会带动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再度转向权力的集中化。加之沙特和伊朗等国本来就是宗教力量在主导着国家,因此整个中东地区以世俗化的强人政治或宗教性的强人政治来主导的趋势会增强。

3.温和派伊斯兰力量将主导政权,但民主进程依旧举步维艰

前已提及,中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孕育极权或强人政治的社会土壤已经得到彻底翻新,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觉醒不等于现实民主国家的出现。但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毕竟还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战后在中东地区旧秩序中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治形态已经被打碎,如今主导该地区的政治形态是拒绝过去威权政治的延续。在这新旧秩序转换的空档期中,目前中东地区发生的变革运动可能最终会导致民主国家的出现,也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盛行。中东地区是年轻人口增长聚居区,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到30岁。年轻人口的比例增大,既意味着民主思想易于传播,也意味着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大,因为年轻群体是最有可能导致动荡和变化的力量。而中东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持政权稳定,仍然会主打“伊斯兰认同”这张牌来凝聚年轻人,以抵御西方自由思潮的影响。

其次,阿拉伯国家民主运动的爆发意味着长期受到压制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复兴空间得到释放。中东大多数国家的建立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没有反映出广大民众的集体民意,尤其是忽视了中东地区政治长期与伊斯兰教捆绑在一起的历史传统。自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就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自我革新运动,战后实行共和制的中东国家强行将自创立以来就拥有政治权力的伊斯兰教从政权中剥离出去,但传统的伊斯兰思想和文化依旧在社会底层拥有肥沃的生存土壤。如此一来,国家权力与人民意愿就严重错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分割进而导致权力的根基不稳,并面临严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这些中东国家便寻找外部结盟,寻找外部的军事援助或与域外大国结成安全上的同盟体系。如今在国际体系转型,这种联盟体系也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在底层迎合广大民意的伊斯兰力量必然会崛起,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赢得一席之地。

民主过程根植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工业化和城市化在19世纪欧洲的渐进发展,创造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批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愿意接受新政党的招募,响应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呼吁。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同样情形也在中东出现。中东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0%增至2010年的超过50%。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大学毕业生在1990~2010年之间上升得更快,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中抱怨找不到与自己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是中产阶级。而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在几乎所有类型处于现代化的国家里,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最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在突尼斯和埃及,正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不得不失业的大学生巧妙地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传播信息,并组织示威活动来反对现政权的。在民主意识已经开始渗透到中东地区年轻一代的现状下,进入政坛的伊斯兰力量为获得广大的民意基础,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妥协,避免过度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因此温和型伊斯兰民主将会成为中东地位未来的政治治理模式。

由于中东国家大多建于一战之后,也都与欧美殖民体系相关,很多国家建立后对前殖民宗主国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并不能完全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束缚。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处于双重秩序困境下的中东地区还会继续陷入频繁的阵营分化组合之中。

冷战结束时,美国政治科学家福山曾乐观断言“自由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最高形式”并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延续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成熟的政治秩序下,民主与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有效结合成一体,但在非成熟的政治秩序下,两者则通常是相背离的。“民主”并非就仅仅等同于“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授权的精英执政依然具有不民主的危险性。在以法律和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来平衡强大的国家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的今天,中东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主和现代国家的重新建构。在美国从中东收缩战略力量、俄罗斯不会大力重返中东的情况下,中东地区五大主导性力量——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以色列之间相互争夺地区秩序主导权的斗争频率就会上升,这种地区性冲突的增长意味着该地区某种新的地区秩序正在萌发和形成。一旦这种新秩序形成,则预示着战后中东地区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导下的后殖民格局的最终瓦解。在这一缓慢的地区新秩序形成和旧的后殖民格局瓦解过程中,由于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等结构性冲突的存在,中东地区的转型和动荡局势还会持续相当时日。

《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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